①新华社

②上海科技馆微信公众号

■本报记者 张文静 胡敏琪 实习生臧桂娣

据科技部2020年12月发布的2019年全国科普统计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我国科技博物馆有1477个，参观人数2.43亿人次。

科普场馆蓬勃发展，举办大量科普展览和活动。 这些活动取得了怎样的科普效果？ 怎样才能更准确地判断这一点呢？

处于探索阶段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了2021年上海博物馆社会影响力指数。 在综合影响力排名中，上海科技馆（含上海自然博物馆）排名第二。 。 在上海所有博物馆中，它是唯一一家在各大评论平台上评论超过10万条的博物馆，赢得了高排名的投票。

上海科技馆很早就开始重视观众的参与性、互动性和体验性。 也成为国内最早开展效果评价研究的科普场所之一。

2016年，上海科技馆举办了“猴年生肖特展——猿猴传奇”展览。 在展览现场，研究人员随机抽取了20名观众，并要求他们在展览前后分别给出自己以“猿”为核心词的照片。

一名8岁男孩在参观展览前，在插画中表达了“香蕉”、“桃子”、“动物园”、“猴年”等生活常识概念。 参观完展览后，他写下了《四指抓》、《无尾》等词语，描述了猿猴的外貌和行为特征。

一名21岁的女大学生在参观展览前，能够描述出图中猿类的行为特征、生活习性和艺术形象。 在参观完展览后的图中，她延伸了“人”字，写出了“裙带关系”的概念，并指出了人类文化研究和动物研究的交叉点。

一名14岁的男中学生，之前似乎对猿类了解不多。 在观展前的图中，他只写下了与《孙悟空》等文艺作品相关的概念。 参观完展览后，他仍然没有补充太多。 概念很多，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加上了“保护动物”四个字。

这是上海科技馆评估科普活动成效的一次尝试。 所采用的方法称为“个人意义映射”（PMM），其概念起源于国外。 通过这种方法，研究人员除了进行绘图、访谈等定性评估外，还可以通过一定的算法获得定量的数据结果。

近年来，个人意义图的评估方法在欧美国家的科学博物馆评估中得到广泛应用。 在国内，对其的研究和应用还比较少。 目前，在CNKI上搜索“个人意义图”及其英文主题词，仍然只有3篇与博物馆相关的研究论文，其中只有一篇与科学博物馆相关。

“个人意义映射”相关研究和实践的缺乏，是科普场馆有效性评估整体缺陷的一个缩影。

在2020年4月编辑出版的《场馆科普效果评估导论》一书中，中国科普研究院研究员郑念介绍了国内科普场馆效果评估的现状。 他指出，近年来，国外高度重视并积极评价科技博物馆（科学中心）的研究与实践。 不过，各国的评价仍然更多地基于参观人数。 此外，还有一些对某些展览或展览的评价。 还有对展品和整个科技馆进行评估的尝试。 总体而言，科普场馆有效性评价起步较晚，尚处于探索阶段。

在我国，随着对公益项目效果评价的日益重视，效果评价的研究和实践也得到了发展。 一些大型科普场馆、科技节庆活动还要求项目实施单位提供评估报告。 因此，科普场馆有效性评价也逐渐发展起来。 除了参观人数之外，研究人员还在评价指标体系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

不过，中国科技馆研究员朱友文表示，与需求相比，目前对科普场馆有效性评估的研究和实践还相对较少。

评估的必要性

郑念在《体育场科普效果评估导论》一书中阐述了开展效果评估的必要性。 首先，考核是检查科普场所是否履行职责的有效手段。 科普场馆由财政资金建设，承担科普和科普教育的责任。 这些场所是否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是否得到了纳税人的认可，公众的满意度如何，都需要科学评价，获取正确的信息。

同时，评价也是保证科普场馆功能实现的有效机制。 科普场所功能发挥得如何、能否满足公众需求、能否与正规学校教育相结合等，都需要通过科学方法进行评估，以便认清情况、有针对性地发现问题。 ，从而不断改进和促进教育成效的提高。

在多年的实践中，虽然一些科普场所没有刻意提出效果评估的概念，但反馈信息的收集已经自发地融入到科普活动的设计中。

每年四月，国家动物博物馆都会组织一系列以“爱鸟月”为主题的鸟类野外活动。 今年，博物馆策划了“观鸟+”活动，让参与的青少年在观鸟的同时了解自然+科学+人文+历史的博物知识。 活动结束前，科普工作人员特地举行了结业仪式，让参与者进行集体答辩，讲述四门课程后的收获和感受，并邀请专业评审专家对成果进行评审。 同时，科普工作人员在微信群中收集了参与者撰写的活动经历和家长的反馈。 这些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科普活动的效果。

一些科普场所正在尝试各种评价方式。 例如，2005年，上海科技馆的研究人员在该馆的展览区进行了一项研究。 在带有介绍视频的DNA双螺旋模型旁边，他们观察了展品前不同人的行为，例如触摸、拍照、向同伴提问等，并对观察对象进行了采访。

他们发现，很多人在展品前拍照，但停留超过10分钟的人很少。 于是，他们特意在展品前面加了一把椅子，效果立刻就不一样了。 游客会坐在椅子上观看视频，停留时间会变得更长。 这为今后的场馆设计提供了参考。

从科普实践来看，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张金硕认为，直接与活动参与者沟通获取反馈信息往往更快捷、更有效。 从研究角度来看，上海科技馆展览研发中心副研究员郑伟认为，相对于更加主观的定性调查和评价，我们对科普效果的定量研究还有待加强。

困难与建议

目前，科普场馆效果的量化评估还存在一定困难。 郑伟表示，比如客流的评估比较简单，但如果加上不同年龄段、职业领域等变量，统计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同时，目前对科普场馆有效性的评价还不够专业。 即使聘请第三方评估公司来做，也仍然存在标准不一致、主观性强等问题。 评估过程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往往得不到保证。 例如，在一项观众满意度调查中，有的观众随机回答，甚至有员工自己填写问卷。 这样得到的数据没有参考价值。

“评价在具体操作中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当观众专心观看展览或游玩时，如果用问卷的方式提出问题，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反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考虑和改进的。” ”。 郑伟说道。

科普效果评估的难点在于科普活动的目的本身就复杂。

“我们的科普从来不只是传播科学知识，首先要讲科学理念和方法，引导孩子们主动寻找方法、自己解决问题。我的目标从来不是通过培养科学家来培养科学家。”科普活动，而是进行博物学的启蒙教育，培养孩子的性情，博学只是一个小方面，我们的目标是博采众长，开明博爱，最终培养博爱的心态。如何评价这样的效果？” 张金硕说，“而且，科普活动不像学校，教育是持续性的，参与孩子的人数和时间有限，很难判断一项活动对孩子的长期影响。”

“科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很容易判断，但科学思想、方法和精神的影响则更难评价。” 朱友文还表示，除了从观众的角度进行评价外，还需要以专业的角度从专家的角度进行评价。 评价。

科普场馆有效性评价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郑伟认为，要注重多学科的联合干预和交叉，比如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行为学等学科。 同时，他建议重点利用优质的第三方资源，如国际先进的咨询公司、评估能力强的大学等。 “他们有很多成熟的工具，适合科普场所，你可以借用，做一些实验，也可以和他们合作进行一些研究。”

对于科普效果评价研究，张金硕还建议，研究者应更加深入地钻研科普实践，增加研究样本量，并注意区分不同的研究对象。 “科普场所有很多不同的情况，是否有财政拨款，是否需要自负盈亏，无论是公办机构还是民办机构，是企业还是民办机构，其科普目的、水平、效果普及程度都有很大不同。” 但实际上。 张金硕坦言，做了这么多年科普，“从来没有相关研究人员来我们这里做研究，也没有真正参与我们的科普活动进行深入观察。”

未来发展趋势

谈及科普效果评价未来的发展趋势，郑伟认为前端评价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所谓前端评估，就是对评估工作进行预评估。

郑念在《场馆科普评估导论》中阐述了科普项目效果的前端评估（前期）、形成性评估（初中期）和终结性评估（后期）的目的和方法。普及效应”。 书中介绍，前端评估通常在内容设计前通过访谈等方式从潜在受众那里了解项目目标是否可行。 观众对相关话题已经知道的、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以前有哪些经历和经历、对项目是否感兴趣以及有什么兴趣等等。

书中列举了一些科普场馆前端评估的案例。 例如，1998年，美国福特水科学历史博物馆设计“史前德克萨斯”展览时，设计的展品之一就是层状岩墙。 为了了解观众如何看待这个展品，以及观众是否能够理解这个展品所表达的内容，前端评估团队制作了一个模拟的层状岩体墙，并要求受访者描述岩体以收集信息。

2008年，旧金山发现宫在设计纳米主题的展览时，他们意识到纳米级别的微观世界很难用视觉表达。 因此，前端评测团队邀请观众说出他们能想象到的最小物体的名称，并用一定的方式画出来。 出来，从而获得丰富的信息，这对展览设计起到重要的启发作用。

同时，郑伟认为，大数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 北京索尼探索者科技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进入展厅时，每个人都会给一个牌子，并输入年龄、性别等信息。进入展厅后，打开每个场景时都需要刷这个牌子。你应该在里面停留多长时间？”一个展品前面的展品，然后移动到你前面的任何展品都可以被纳入。这样，就可以了解不同群体的喜好，人们不喜欢的展品可能会直接被移除。” 郑伟说，“大数据的积累还可以帮助评估科普的效果，帮助很大。”